洪涛
今年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这一事件令人震惊。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
之高自然勿庸说，就精神文明来看，据说西方主要国家已进入夜不闭
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人们小心翼翼地不去侵犯他人的利益，
甚至孩子们在公共汽车上也如在音乐厅里一样安静，因为害怕打扰他
人。正是在这样的对西方高度文明的认识下，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
所作所为令人震惊。西方的行动再现了巴黎和会上的那一幕，再现了
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幕，人们突然再次失去了安全感。
当然，这种“震惊”或许是出于我们的无知吧。一方面出于传统
的情理政治的中国人对国际关系中那冷酷无情的一面缺乏“西方学术
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种种对西方世界的“以为”或许是出于“以为
者”的主观心理倾向，这就好像17、18世纪的欧洲人把当时的清帝国
视为世界上最理性的社会一样。幸好，这种种无知在北约对南斯拉夫
的空袭中被炸得粉碎。今天，我们可以对西方世界有更清醒的认识了，
这就是，作为一个文化的西方正在没落之中。
种种新奇的后现代话语几乎让我们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西方社
会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这个基本判断在19世纪有效，
在20世纪有效，在21世纪依然有效。尼采与韦伯都曾强调过“资本”
统治的社会的反文化倾向，尼采在批判穆勒的功利主义政治学时指出，
资本主义的所谓“道德”，即使按照康德的标准。也是一种非道德，
因为这种“道德”是建立在所谓“互惠性”的基础之上的，它一方面
是自我的贪欲，另一方面是对他者的恐惧，这是一种“民免而无耻”
的政治，这种政治一旦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就立刻演变为一种无
耻的强权政治。
“民免面无耻”的现象在任何社会中都普遍存汪，但只有近代西
方才将其理论化、知识化，算作真理。原因很简单。
在主观上。个人的欲求被当作绝对在先的东西，在客观上，“资
本”为自身塑造起一个“客观的”、“实在的”规律世界。
因此，凡是不甘愿把“个体”看作一个“欲求者”的。在主观上
都被看作是潜在的专制者。客观上是逆时的、反科学的。
西方的文化是在向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没落的，这种文化
的意识形态化乃是近代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资本主
义社会内在的反文化性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亦即人的活动是以自
身目的为基础的，而“资本”实现自身的活动却建立在一个基本的
“利用模式”之上，“资本”将一切物都异化为它的手段。
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对内与对外的政治行为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都是出于“资本”意志。在欧洲爆发的两场世界大战使20世纪成为有
史以来人杀人最多的一个世纪，但西方国家没有从这些血腥的屠杀中
汲取教训，反而妄图以物的极权来取代人的极权。其实，正是物的极
权才导致了死亡本能的泛滥。
认识20世纪政治的关键在于把握住那个隐身于个人合理自利之表
象后面的“资本”，它以个人的贪欲为面目，以对技术的疯狂运用为
手段。这是现代世界的“权力意志”。在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学的核
心问题--民主与专制，不是个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或是多数人统
治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不是主张人权与不主张人权的分歧，而是资
本（或现象上看，技术）统治还是人的统治，是欲望统治还是精神文
化的统治。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过这一问题。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指出：“就形而上的方面
来看，俄国（指苏联）与美国二者其实是相同的，即相同的
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如果有一天
技术和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
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部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
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作为历史
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
间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人的
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曲，那么，就像阎王高踞于小鬼之上一样，“此
刻，”大地在精神上的沦落己前进得如此之远，以致于各民族已处于
丧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危险之中。“
遗憾的是，具有伟大文化传统的德
国，这三位哲人的祖国，似乎没有逃脱丧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
结局。作为美国的同盟者，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再度成为
了一个侵略者。这个“第一次”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二战时的现代
政治极权主义，到今天其内部矛盾己然化解，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
方国家开始一致对外，开始消灭其他文化。其实在“其他”之外已没
有了文化，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两字只具有空洞的符号指称的
形式意义。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末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
指出“资本”
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将扼杀其文化母体，而且当它在西方世界占主
导地位之后，则要求消灭一切文化传统，“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
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
在资本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夺了其原
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的世俗情欲相关联”。从此，人
们将在一个铁笼里生活，“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
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
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的预言冷酷无情，但不失诚实，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说则不免虚伪，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不是文明与文明的冲
突，而是资本力量与文明的冲突，是资本吞噬文明和文明求生的挣扎。
西方的“资本”利用它强大的物质力量、宣传力量扩张自身，一方面
用物质的诱惑，另一方面用现代娱乐、传媒和现代社会科学论证来激
发人的种种欲望，以图达到消灭文化的目的。
从实质上来说，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不是文化自身的差异造成
的，而是文化的野蛮主义对文化的扼杀。从20世纪的种种政治和文化
现象中，难道没有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吗？我们可以看到，当资本的
主要威胁--社会主义理念因其在现实中的种种自我困难而上大削弱
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在两方文化内部对资本力量构成威胁的文化力量
大大削弱后，资本就将其目标转向了今天在世的其他三种主要文化形
式：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东正教文化。
1914年，在战火纷飞的欧洲，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
在烛光下写着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斯宾格勒指出，当文化成为
一种丧失灵魂的徒具形式的东西之后，在政治上表现为恺撒主义的兴
起。恺撒主义的前提是文化的彻底僵尸化，这就是今天西方世界要做
的事情。在未来的世界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恺撒，这正是现代社
会下极权主义的形式，端坐于王位之上的将是“资本”，资本的统治
以技术合理性和贪欲的合理性为其左右手。这种技术和贪欲的至上将
瓦解所有文化。
至于西方文化自身已经不再是资本进攻的目标。就其自身而言，
西方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权力的工具。如果说，现代性的普遍主
义还是对“文化”抱一种信以为真的态度，因而对西方文化自身具有
强烈的自信（这正是文化的必要条件），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完全成
为了资本操纵其他文化的一种手段。这种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承认使
文化地方化、局部化、相对化，使各种文化下降为次于资本力量的一
种点缀。今天存在着普遍主义的东西，不过不是文化，而是欲望；存
在着唯权力主义的东西，但不是知识，而是资本。后现代性先是默认，
继而服务于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因此，在今天，后现代之反基础主义，
乃是反文化主义，因为文化是与资本相对抗的唯一力量。这种反文化
主义，正是表现在对非西方文化的攻击，表现在西方意识形态专家的
所谓的“文明冲突”的论调当中。
西方国家这次对南斯拉夫的袭击，是以人权来质疑主权的绝对观
念的。且不说，人权与国家主权是现代政治两个共生共存的立足点，
即使单就这两个概念看，质疑国家主权的那些理由，正是可以用来质
疑人权的绝对性。
在一百年前，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侵入中国的时候，其理由是国
家主权，今天，当非西方国家建立起对主权的信仰的时候，西方国家
又祭起厂人权的旗帜。
这种变换的原因无他，全然出于“资本”
的逻辑。正是“资本”对文化理念“自由”、“权利”的概念的
滥用，使得这些来自于远古的文化力量不断丧失。熟悉中国现代史的
都知道，正是由于巴黎和会西方国家合伙出卖正义，使西方式“自由”
概念在现代中国几乎名誉扫地。今大北约各国联手袭击南斯拉夫，所
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在今天的西方，一个韦怕所说的铁笼已经建立起来了，它可能比
韦伯当初想像的要强大得多，它依靠美元、战斧式任导弹和以美元作
支撑的消费主义文化来建立自己的强权。美国正在成为“资本”这一
现代暴君身边的宠臣，其国家战略就要能够借用资本的力量为所欲为。
或许有人间，何以从科索沃事件中对西方文化的整体作如此推断，
这样做是否过于武断？答曰：可以从政治现象联想到文化，以对西方
民主制度一贯所有的认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西方政治家之所为正
是民意的体现。在专制主义国家，其所作所为不过体现了一个人或少
数人的意志，那么，在民主国度内，政治家的行为当然应出自于国民
意志，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和
义务。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制精英的质素狂泻，难道不正反映出其民族
精神的普遍状况吗？
今日的西方，伟大的政治传统已逝。这已不再是诞生了拜伦、考
德威儿这样一些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的西方。民主政治需要道德为其
本，政治自由的目的是正义，没有道德的民主和没有政治的自由，必
将导致政治的无耻化。因此，资本主义与正义的政治势成冰炭水火，
引位整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道德与正义之跟基 --文化。（作
者系复旦大学国政系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