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分钱掰八半用，一家六七口人吃了上顿愁下顿瓜菜半年粮的日子。
想起男女老少一个色儿的真青实蓝穿衣服，老大先穿，老二穿破了，补丁落补丁老三还得接着穿的艰苦年代。
是啊，我切切实实经历了那段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吃糖要糖票，肉票搁旧了也难得吃上二两肉——一斤肉最好能出一斤油的困难生活。
我怎能不永远地思念那碗如今还觉着香的不能再香的，是母亲三更半夜把她的几个六七岁大的孩子从被窝里拉起来，每人也就那么几口的大米饭？
六十年代末的秋天可谓名符其实，地地道道。入夜的秋风，大把大把地扯掉树上的片片枯叶，大口大口地吐着冰凉冰凉的寒气。窜大街，游小巷，肆无忌惮地拍打着每家每户的门和窗，千方百计地钻进尚没被纸糊住的门隙和窗缝。吹着刺耳的哨声，疯狂着让孩子们恐惧的狰狞。昏黄微弱的煤油灯火左右摇摆，上下跳动，近乎奄奄一息。夜暮和秋风加深着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恐惧。我们呆呆地坐在堂屋的门槛上，顶着满天的星斗，一次又一次地从匆匆来又匆匆过的下田归来的人群中寻觅着自己最最渴望出现的母亲。
劳累了一天的母亲，终天从地里回来了。无暇顾及一身的疲惫，劝我们先睡，还要帮我们反反复复地掖好被角，一再叮咛：我把大门给锁上，千万别出去，外边有老虎。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知道哪来的老虎啊！同样战战惊惊的还有需要我来保护的才四五岁的弟弟。
看着母亲扯条破围巾裹好了头，用布条扎紧了裤角和袖口。“睡吧，睡吧，夜里生产队里打稻子——给稻子脱粒。”活不干不行，孩子没人管也不行，一手不能捂两雀，母亲的语气充满了无奈。
我和弟弟用被子裹紧了头，捂实了脸，在胆却和屋外秋风嗖嗖声中，迷迷糊糊睡着了。
朦朦胧胧之中，我听到了大门和铁锁的响动，母亲走路的脚步声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咱娘来了！”我晃动着熟睡中的弟弟。借着淡黄淡黄跳动着的煤油灯光，母亲双手托着的`两个反扣在一起的大白碗是那样的醒目。还有母亲，满脸灰尘之下那慈祥和幸福的笑容。
当母亲把我们从被窝里拉起来，给早已瑟瑟发抖的我们，披上棉絮疙疙瘩瘩的小袄后，端到我们面前的是一碗香喷喷、热腾腾雪白雪白的大米干饭，还有一碗让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散发着浓郁荤油气息的豆腐炖白菜！“半夜了，抓紧吃了抓紧睡。”母亲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生产队给予劳累了一天，还得再干一夜社员们的犒劳，一次当时算是很奢侈的奖赏。
那个香啊！这碗雪白的米饭和那碗油水十足的大白菜。坐在床上，我们是狼吞虎咽。三口化作两口，三下五除二，消灭的精光精光。馋的不行的舌头把硬巴巴紧贴在碗沿上的几个米粒和碗壁碗底上的油花也打扫的一干二净。
当我们还沉浸在那种无比幸福，用舌头一遍遍地搜刮着嘴唇周围的余香漏饭时，我分明看见了母亲抓了一把咸菜，卷起几个煎饼，口里还念叨着：你爹他也没吃，活还没干完，你们快睡，快睡。她瘦弱的背影又急匆匆的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长大后，就是那碗三更半夜一人几口的大米饭，让我常常自责：
娘啊！我们当时怎么就不会问一声：娘，你咋不吃？
娘啊！深更半夜，那时农村黑灯瞎火，您匆匆地来，惦记着你的孩子，又匆匆地去，唯恐误了那点工分，可万一有个磕磕碰碰，谁来管你这些可怜的孩子？
那是一碗让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几口大米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