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夏天，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三位先生结伴在《北京文学》某编辑的陪同下，到新疆伊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在当年的伊犁州邮电局小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文友座谈会，三位先生都在座谈会上做了即席讲座。
其中汪先生的讲座题目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这篇讲座内容后来收入了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文末只标明“一九八二年”，无具体时间，也无发表的刊物名称，让人误以为未发表过。
其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伊犁州文联的《伊犁河》杂志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上。之所以说汪曾祺等三位先生是即席发言，也是根据《伊犁河》在刊发他们的发言时所做的特别说明：此系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三位同志根据他们在伊犁文学讲座上的讲话记录整理而成。《伊犁河》杂志创刊于一九七九年，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联主办的一份纯文学期刊，当年为文学季刊(现为综合性文学双月刊)。
笔者平时爱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汪先生有关伊犁之行的文章，尤为关注。当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的'《伊犁河》上读到《道是无情却有情》时，对汪先生在伊犁的点滴就比较留意，直至后来看到《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上收入这篇文章时标明的创作时间如此模糊，就起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首先是向当年的知情人打听，郭从远先生当年陪同过汪先生一行，这场座谈会他也是组织者之一，应当知道情况。但郭从远的有关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时间也都是模糊的，当笔者联系到退休后定居海南的郭先生时，他提到了许多细节，对座谈会的时间却无法准确说出。继而询问当年参加了座谈会的伊犁文史学者赖洪波先生，他只说是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再具体也无从查起，笔者试着查阅了一九八二年夏季的《伊犁日报》也未见报道。
无果之下，只得从汪曾祺等人自己的文章中寻找线索。汪先生的此行有一篇长文《天山行色》，也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结尾记下了详细的创作时间：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起手写于兰州，十月七日北京写讫。如此，《道是无情却有情》应该是在九月二十二日以前的作品。
二Ο一Ο年，我在伊犁晚报社做副刊编辑，有次和生活在察布查尔县的老作家谢善智聊天，得知他曾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参加接待过汪曾祺一行，并合影留恋。其时，我正在编的副刊“民间纪事”版上有一个“老照片”栏目，于是便请谢善智写了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不几日，《北京小说家访问察布查尔》就连同照片一起以头题刊发在了《伊犁晚报》二Ο一Ο年三月十九日B9版上。
谢先生大概有记日记的习惯，对汪曾祺等人在察布查尔的行程记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时间的精确让我喜出望外。在文章中，谢善智明确地记下了汪先生到达察布查尔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是在《伊犁河》杂志郭从远的陪同下去的，而一路上陪着他们的《北京文学》的编辑是李志。在察布查尔，汪曾祺等人访问了两个锡伯族家庭，在县射箭厅，观看察布查尔锡伯族人的射箭表演，还在县文工团观看了锡伯族蝴蝶舞、狩猎舞、贝伦舞。谢善智提供的照片即是在县文工团驻地所拍，照片前排左二为林斤澜，第二排左二戴墨镜者为邓友梅，旁边戴宽沿帽者为汪曾祺，右侧为李志，第二排左一是谢善智，后排左一是郭从远，其余的就是察布查尔县陪同人员和县文工团工作人员。
去过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后，他们就去了尼勒克，并逗留了不短的时间。据郭从远、赖洪波回忆，在伊犁的文友座谈会召开于去尼勒克之前，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后。那么，题为《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发言，也即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在旧版《汪曾祺全集》的处理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下，有的按写作时间，有的按发表时间来排序，那么，《道是无情却有情》在全集中的位置应放在《旅途杂记》之后，《天山行色》之前，而不是如现在这样放在一九八二年卷的末尾;文末注明：“一九八二年八月 载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伊犁河》”，也比较妥当。在编辑新版《汪曾祺全集》时，这是应当予以注意的，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愿望所在。
笔者把《伊犁河》杂志根据记录整理的原文和《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上的文章对照阅读，发现收入全集时，有细微改动：《伊犁河》杂志刊发时有一句“比如《受戒》的主题是什么?”，《全集》中改为了“比如《岁寒三友》的主题是什么?”。《道是无情却有情》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汪先生亲手编订的《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中，收入本书时，“《受戒》”已被改为了“《岁寒三友》”，想来应该是汪先生自己所改，另外再提一句，收入该书时，未标明创作时间;不知《全集》收入《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文时，是否根据的就是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