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得知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跑到学校，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人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简短而悲壮的会议，立即决议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结束。
我们依旧摇铃上课，学生来得并不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向他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但没有一句话。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如今怎么舍得离别呢！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听到。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