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节日纪念人的，在中国有两个，一是端午节，纪念屈原；二是寒食节（清明节前一天），纪念介子推。
屈原之被纪念，是他因国破而自沉汨罗江；介子推之被纪念，是他不受晋文公征召，被活活烧死在绵山（即介山）上。
与他一同被烧死的，还有他的母亲。
他宁死也不出山，追根溯源，是因为晋文公在封赏功臣的时候把他给遗漏了。
烧死他的人是晋文公，放火烧山的目的是希望能让介子推出山。没想到以孝名世的介子推竟然宁可让母亲与自己一起活活被烧死，也不肯就范。而这样的行为还竟然被后世津津乐道，介子推也被树为有气节的人，真觉得是咄咄怪事。
我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说说。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妃，害得四十三岁的儿子重耳亡命异国他乡，被追杀而逃到母舅之国——狄国避难。晋献公死，惠公立。惠公听信谗言，觉得重耳是心腹之患，派人前去狄国刺杀他，重耳便逃到齐国。齐国内乱，便去曹国，又随即到宋国，宋襄公为楚所困，便到了郑国，转而到了楚国，最后到了秦国。娶了秦女为妻，被秦护送回国，当了晋国君主，成为晋文公。文公犒赏与之一同出行的贤士与功臣时，没有封赏介子推。介子推也不求爵禄，与母亲一起归隐。他的随从可怜其遭遇，就在宫门外悬挂了一个条幅：“龙想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穴，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一见，恍然大悟，使人召之。介子推逃入山中，文公求之数日，后听一人建议，烧山求士。于是就造成了母子二人被活活烧死的惨剧。
“贵人多忘事”，说起来也真是的，晋文公居然把一个跟着自己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这期间还忍痛割下身上的肉做肉汤给自己喝的介子推，给生生地忘掉了。忘了别人还好办，因为别人不会像介子推那么清高，会主动要求晋文公给予与其付出相应的报偿。而介子推平时就很鄙夷争权夺利的行为，要他主动去求取功名利禄，简直有辱斯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被遗忘，那就干脆归隐。到这里，介子推的行为都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应该受到谴责的人是晋文公。一个跟着你十九年出生入死不离不弃的忠臣，是不应该在患难与共结束之后被你抛到九霄云外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文公怎么就那么健忘呢？士可杀不可辱，其实更不可忘。忘记意味着他一点也没有受到你的关注，得到你的尊重，意味着他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劳”。你忽略了他，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更甭说放在心上了。介子推对晋文公心有怨气，感到失望，完全在情理之中。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士”，做不来要官要钱的事，于是心灰意冷，比陶渊明早一千多年“归去来兮”。
晋文公不愧是受过困苦、遭过磨难的君主。他励精图治，很快将晋国治理得强大起来。他忘记眼皮底下的有功之臣，应该属于“灯下黑”的疏忽。如果不上纲上线，这样的错误完全可以得到原谅，而且文公能知错立改。他先是叫人去补救自己的失误，后来干脆亲自带了一班人马，屈驾前去请介子推，这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君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而此时介子推已经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之时，还是选择了退，干脆带着母亲躲进绵山。从这里开始，我就觉得介子推过于矫情了。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介子推不原谅主公之过，既给文公难堪，与文公作难，陷君主于道德与良心谴责的境地之中，使文公心有愧疚，也给其权威带来一定的损害。即使如介子推说的那样，晋文公被小人包围了，但如果想到要为晋国百姓谋幸福，就更应该出山辅佐，力求晋国政通人和，经济复苏，文化繁荣什么的，而不应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躲起来袖手旁观。晋国经过内乱，正是百废待举之时，你不去献计献策、尽心尽力，反倒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置国家复兴大业于不顾，这本身就不是具有高风亮节者应有的胸怀。
还有，因为自己的处置失当，先置母亲于穷困之中，后又于险境之中，最后导致母亲非正常死亡，这样的行为就不是人子所应为。如果在朝为官，哪怕做个清官，也可以让老母生活得富足一些，安定一些，母亲的晚年幸福也会多有一些保障，母亲也会因为儿子能够为国出力有了出息而过得快乐一些。在隐居之前，他母亲与他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他说：“随从们贪天之功，君王却赏赐这些奸人，上下欺瞒，实难与处。”母亲说：“何不要些恩赏，白白死了还能怨谁？”介子推说：“明知是错，还仿效就更是罪过，我不食其禄。”母说：“那就让他知道真相。”介子推说：“如果语言文饰，等于求显。”母亲要些“恩赏”，是为了生存与生活；希望“真相”大白，既是实事求是，也是对文公的坦诚相待，同时还可以解开儿子的心结。可见，其母在关心儿子的前提下对儿子的做法是有看法的。而介子推则书呆子气十足，想学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并未体会母亲的深意，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也能言行一致，可是过于迂腐，给人硬撑着做秀的感觉，显得有些虚假。不说别的，连生养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的人，其品行与品性是大有可疑的。
介子推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眼窄小、气量狭小的.人。我们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他能够吃得别人吃不得的苦，也能忍得了别人难以忍受的气，但是却不能忍受自己很亲近的人或很尊敬的人的轻视与疏忽。他可以为自己非常在乎的某个人献身而无怨无悔，但一旦被所在乎的这个人轻忽，就会因为难过、气恨而走极端。其性子怪癖得有时不通人情，即使事后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再不给别人机会。介子推很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事情做了就做了而不肯折中、不愿回头、不能弯曲的人，就像俗话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他跟着受了多少苦不说，能够在文公饥肠辘辘处于最艰难的时候，主动从自己的身体上割下一块肉做汤给主公吃，那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在他看来，这样的牺牲理应被接受者刻骨铭心地记着，可是这样的大功，却在不久的后来被忘得一干二净，这与他的心理预期出入太大了，其心理落差也太大，他自然伤心失望之极。
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生活体念：等人提醒了再去关心，这样的关心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文公的补救措施在别人那里可能会起作用，可是对于介子推这种人，就一定会碰钉子。因为那种迟到的封赏，太像是一种施舍，而被心高气傲的介子推视为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文公其实不是一个刻薄寡恩之主，他能善待手下一批像赵衰狐偃这样的贤德之士，而后来晋国经过他们齐心合力的治理，在诸侯各国迅速崛起，他也因此成为春秋时期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可就是这样的一代英主，也难理解介子推的乖戾。
介子推因为被自己忠心耿耿追随的人忘记大伤自尊而归隐，情有可原，但晋文公幡然醒悟后，给足了自己的面子，待自己很不薄，则毫无理由再一意孤行下去。十九年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不就是希望自己终有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一遂平生抱负吗？他的隐居不像是沽名钓誉，所以我只能妄自推测他有人格缺陷了。但是，他的行为不值得称许，甚至不足挂齿，则是可以肯定的。
历史往往疏忽大意，不愿意刨根问底，追究细节，不然，介子推归隐这一在我看来实在是小家子气的举动，怎么却反而能够备受赞赏？或许，比起那些争功的人，介子推表现得更为高明，因为，青史留名才是他以退为进最终想要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