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国外最早研究亏损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文章是Hayn。C（1995），之后Beaver、Landsman（1998）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表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主要出于管理层变更、大清洗、利润平滑三个动机。Francis。J，Hanna。D，Vincent。L（1996）研究结论证实了管理层变动会影响企业计提资产减值的比例等；Chen。C。J，Chen。S，Su。X（2004）发现管理层发生变更或者企业面临较大亏损时比较倾向于通过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Yoon。R。R，Miller。G。A（2002）、Riedl。E。J（2004）的研究表明管理层利润平滑和大清洗动机的存在。国内研究表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主要出于扭亏动机、大清洗动机、管理层变更和配股动机等。郭旭芬、熊健（2003）的研究发现，严格的会计准则使得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洪剑峭等（2005）研究发现虽然资产减值的计提、转回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手段，但总体而言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数据的信息含量在准则变更后更具价值相关性；王跃堂（2000）研究表明具有扭亏动机或被ST的公司明显存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于海燕等（2001）、黄婷晖（2002）、赖朝辉（2003）、张俊民（2004）、戴德明等（2005）等；薛爽、田立新、任帅（2006）、赵春光（2006）、王建新（2007）等的研究表明亏损公司特别是扣除减值影响后仍亏损的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李享（2009）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研究发现存在亏损动机的上市公司如果打算下一年处置长期资产，那么就会在亏损年度加大长期资产减值计提额，以为后续年间处置时大量转回从而达到扭亏为盈的效果做准备。
二、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多种多样，受到企业性质、企业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价值相关性方面，国外的研究多是针对所有会计信息的某一方面即某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具体到资产减值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主要从披露的各种资产减值信息以及不同公司状况的资产减值信息入手进行研究分析的。国内对于资产减值会计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一般都是借用国外研究的模型方法等进行的，起步较晚且研究也较少，又由于所处时段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无论是为了充实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是为进一步完善准则，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资产减值会计信息的披露，一方面可以反映出资产发生贬值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企业管理层对公司资产的未来实际获利能力的关注并可以让信息使用者感受到管理层对这一现象的应对态度；也许两方面的作用对企业的整体市场价值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但却都可以提高企业盈余和净资产账面价值数据价值相关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1：H1：资产减值会计信息可以通过影响盈余来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即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根据我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净利润都为负就会被ST，如果连续三年净利润都为负就会被暂停上市（PT），那么亏损上市公司出于保市保壳的目的可能会操纵盈余，这就降低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由此提出假设2：H2：亏损上市公司中，具有扭亏或大清洗动机的公司资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显著低于其他亏损上市公司。
（二）研究设计
从周冬华（2010）的研究得出，假设1的验证可直接选择价格模型：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it+∑iβ3+iYeari+ε其中，Pit表示第i家上市公司t年度结束后的第4个月末的股价；BVPSit、EPSit分别表示第i家上市公司t年度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都采用计提资产减值前的数据）；WDit表示第i家上市公司t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本文采用资产减值占计提资产减值前的期末资产总额的比率来计量）；Yeari代表第i年度的数据。假设2添加了三个虚拟变量来区分一般的亏损上市公司和存在扭亏动机或大清洗动机的`亏损上市公司。H2需要四个模型的回归，在此只介绍汇总模型：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to—talit×NORMAL+β4WDtotalit×NKit+β5WD—totalit×LOSSit+∑iβ5+iYeari其中：NORMAL代表一般的亏损上市公司，是就等于1，否则等于0；NK代表具有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判断标准为上年度首次亏损本年度盈利，如果是则为1，不是则等于0；LOSS代表具有大清洗动机的亏损上市公司，判断标准为NK等于0且计提减值前净利润与计提资产减值前的期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小于该变量所有负值的中位数，如果是则等于减值前净利润与计提资产减值前的期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否则等于0；其他变量解释同上。本文的研究选取了国内全部A股2003—2012年间的净利润小于零的亏损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通过手工收集的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和同花顺，共取得一千多个样本，根据研究假设的不同样本数有所变化，具体在实证检验中详细说明。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通过简单的样本数据筛选后基本上选出1555个数据样本，其中：P代表股价，BVPS、EPS分别代表减值前的每股净资产、每股盈余，WD、WDJT、WDZH分别代表本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转回的资产减值、总资产减值与减值前期末总资产的比值，N、mean、sd、min、max、P50分别表示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j_n代表当年减值总额占当年净利润（因为所选都是亏损上市公司，净利润都为负）的比值。
（二）回归分析
假设2回归模型根据是否加资产减值变量和是否加时间控制变量来区分并得出模型如下：Pit=α+β1BVPSit+β2EPSi+ε（1）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it+ε（2）Pit=α+β1BVPSit+β2EPSit+∑iβ2+iYeari+ε（3）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it+∑iβ3+iYeari+ε（4）从表2中可以看到BVPS、EPS与P的相关性都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就表明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与股价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模型（2）增加了WD的变量，可以看出资产减值在10%的水平下与股价显著负相关，这代表亏损企业计提减值准备传递给投资者的信息是企业资产贬值的坏消息，再看调整后的R2，模型（2）的5。57%大于模型（1）的5。44%，这就表明资产减值信息可以提高对股价的解释能力即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为了排除由于各年的制度、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时间序列影响，在模型（1）、（2）的基础上加上了时间序列变量进行了模型（3）和（4）的回归，回归结果发生了巨变，调整后的R2由5。44%、5。57%分别变为了39。91%、40。11%，很明显可以看出年度控制变量对股价的显著影响，而且对比发现加上WD变量后模型（4）的解释力度增强了，从而证实了假设1。虽然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增加了对股价的解释力度，而加入年度控制变量前WD变量的系数由显著为负变为正，这可能表现为资产减值信息向投资者传递了管理层正确预期了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并将加强管理的好消息，可是t检验并不显著。要分析其原因则需进一步分析，将样本公司分为正常盈余（净利润+资产减值总额大于0）、扭亏动机的公司（上年首次亏损，本年盈利）、大清洗动机的公司（没有扭亏动机且本年度减值前净利润/计提减值前的期末总资产小于此变量负值的中位数的上市公司）三组样本，根据分组将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其中：扭亏组、正常盈余组、大清洗组三组的WD变量分别取自各样本组的WD数值，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3可看出三组数据的回归结果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首先正常盈余组与扭亏组WD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而且正常盈余组的系数显著大于扭亏组，可见正常盈余组的资产减值信息更具价值相关性，负相关表示WD传递了资产贬值的坏消息，而且正常盈余组调整后的R2为37。78%大于扭亏组的37。73%，但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样本选取的全是亏损上市公司，受到外界复杂因素的影响较多，在此样本中选取的正常盈余公司本身不能与真正盈余公司相提并论；其次再看大清理动机的公司，此样本中W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就是导致假设1中WD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的原因所在。而且更出乎意料的是大清洗组调整后的R2显著高于前两组，这就表示大清洗动机的公司计提减值的金额与股价显著正相关，而且会计信息的披露更具价值相关性，这可能与我国监管制度的完善有关。至于计提减值与股价正相关，本文认为大清洗动机的上市公司本应为防止摘牌而少计提减值，其反而多计提减值的目的除了为以后盈余做铺垫之外，更多的可能是管理层为以后的正常运营准确预期未来资产现金流量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传递出“好消息”，起到积极的效果；当然也可能是基于外界压力等原因，具体的深层研究，本文不在叙述。表3是对不同特征的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这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并不够直观，本文又添加不同动机和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的交叉变量进一步回归分析，建立三个模型如下：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to—talit×NORMALit+∑iβ3+iYeari+ε（1）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to—talit×NKit+∑iβ3+iYeari+ε（2）Pit=α+β1BVPSit+β2EPSit+β3WDto—talit×LOSSit+∑iβ3+iYeari+ε（3）其中：WDtotal表示全样本的WD；NORMAL表示正常盈余公司（减值前净利润大于0为1，否则为0）；NK表示扭亏动机公司（上年度首次亏损且本年度盈利的NK=1，否则为0）；LOSS表示大清洗动机公司（NK=0，且减值前净利润/减值前期末总资产>该变量所有负值的中位数，则LOSS等于减值前净利润/减值前期末总资产，否则等于0）。回归结果发现加入交互变量进行总样本回归时，依然是正常盈余组计提的资产减值信息相比扭亏组更具价值相关性但不显著，大清洗组的价值相关性高于正常盈余组和扭亏组，通过上述几个回归所得结论一致且与本文假设2相悖。
五、结论
1。通过是否加入资产减值比例和是否加入年限控制变量为依据做了四个模型回归，结果发现资产减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假设1成立。2。在假设1的基础上本文又考虑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公司，在模型中加入三个变量来区分是否正常盈余公司、是否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是否具有大清洗动机的公司，回归结果证明正常盈余公司的资产减值价值相关性要高于具有扭亏动机的资产减值价值相关性，假设2成立，可是大清洗公司的资产减值价值相关性却显著高于正常盈余公司，这与假设2相悖，由于本文研究的只是亏损公司，所选正常盈余公司无法代表真正的盈余公司，且亏损上市公司要受制度、市场、监管等多种外部环境的影响，无法准确把握其原因，还需后续研究。由以上结论可看出，亏损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动机，然而大清洗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却较低，本文认为，在会计政策等监管制度改革时，便可以从大清洗公司的特殊限制角度出发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不仅对亏损上市公司，还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并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管理。由以上研究推导可看出各方面的监管可以很好地减少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因此既要提高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也要警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高自身保护意识，合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目前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环境下，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的计提、转回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更加详实严密的规定，并关闭了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窗口，然而它是否关闭了盈余管理这扇大门，是否有效地遏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本文将在后续文章中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