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抗拒西方现代社会哲学、文化观念的解析,但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视野下则尽显魅力。
在现今社会话语中,曾经是儒家经典之首的《周易》(易经、易传)沦落为充满神秘、不可解的东西,甚至是被视为有着迷信的东西。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揭开这神秘的面纱,解说其被误解为神秘、甚至是迷信东西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其为这种解读提供了哪些资源。
《周易》之所以被视为神秘、甚至是迷信的东西,原因如下:
第一是对《周易》“经”(易经)、“传”(易传)不分。“易传”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等等方面有着它公认的崇高地位,凸显了中国思维方式在世界民族中的独特的一面。而“易经”虽然是“易传”的基础,但其自身的文化史、哲学史地位却一直未能得到确立,仍然一直被视为神秘的、带有迷信性的东西。这样,“经”、“传”的关系就变成了“瓶”与“酒”的关系,就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关系。这样,在传统文化教育和影响普遍衰弱的今天,“易经”的神秘、迷信性就变成了整个《周易》的外在特征,而已经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则对此倾向推波助澜。
第二,现在解读《周易》的语境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哲学、文化观念。此观念以“科学”概念为核心,以经典的牛顿物理学为基础。在这种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都成了巨人眼中的矮子,对中国古典的解读都成了一种无可奈何、削足适履的工作。在这些经典中,凸显了中国思维独特性的《周易》更是被拆解得体无完肤。在理性狂热和封建愚昧交错、重叠的年代则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至今无法恢复元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根本的原因在于解读《周易》的视域发生了“易学”历史上所从未遇到过的变化;而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中国古典、包括《周易》都未能非常成功地回应这种历史性的挑战,这正如中国社会未能非常成功回应西方殖民主义挑战和完成现代化转型一样。然而本文所要做的工作重点不在此处,而在于解说《周易》拒斥此种解读方式的自身固有的原因。
本文认为,《周易》的拒斥在于其凸显了中国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希腊、基督教传统和穆斯林伊斯兰教传统相比较,《周易》明显体现出中国先民对于“时间”的倾其全力的关注。在前两者,都在人之上设置了一个人格化的、全能的上帝和真主。在上帝和真主面前,时间所体现出的变动不居就不是一个不可以被理解、被把握的存在,因为上帝和真主是全能的,人只要信仰就行。人在信仰中虽然交出了自己决断能力的一部分,但同时他在时间、空间交错的宇宙里得到了他确切的定位。人类都有着寻求稳定性的强烈冲动,东西方皆然。但在具体的反映模式中,中国先民的思维方式明显具有着其独特性。
如果说西方传统和伊斯兰教传统的宇宙是一个“空间统领时间”的世界,那么,中国先民的宇宙就可如宗白华所言是一个“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是一个如《易经》所言的“循环往复”的世界。而这种特点在中国古典中有大量的体现,比如《论语》、《老子》、《庄子》等等,但体现得最充分的还是在曾为儒家经典之首的《周易》,下文就详述这种特点的体现。
首先《周易》64卦的编排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乾、坤二卦虽然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但却不足于成为整个的`一个超越的、不变的基础。另外乾、坤二卦本身六爻的演变指向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和阶段,而是指向了随时间、地位变化的整个事件、整个历程,而这个历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终点,却恰恰反而意味着新的开端。因此,这个系统并不需要也不看重一个固定的、客观的目标和出发点,而这恰恰是西方传统和现代观念的核心。这样,乾卦上九爻的爻辞“亢龙有悔”就不是在庆贺事情的完成,而是在居安思危,指向着一个新的历程。而整个系统也不是以既济卦为最后一卦,而是以未济卦为终结。宗白华言:“既济成空间之凝定,未济,求时间之变革。”终结者是未终结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完成。 与当前的状况和局势相比,《周易》更关注事态的演变、历程,由此去追索事态演变中所呈现出来的微妙的机会和兆头。这就是时机。正由于时的微妙和难以捉摸,对此倾全力探讨的《周易》也不得不发出“知几其神乎”的感叹。这种对循环往复的情有独钟显示出中国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和西方现代观念相比,显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若以西方传统和西方现代观念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那么,《周易》就肯定只能以神秘的方式来拒斥对它的这种解读。
但是我们若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观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周易》独特的魅力和为生活带来的美丽。在这里,我所指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仅局限于以德里达、福柯、丽奥塔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它也宽泛的包括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语言学转向)为代表的现象学。
在《周易》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时”有关的概念和观念。张祥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一文中以现象学视域阐发了中国独特的思想方式。张祥龙认为,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蕴涵着强烈的“时”之观念,“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种“原发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表现,而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消息”,如《易-丰-彖》所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易经》对此“原发时间”的阐释方式恰是由其对象―“原发时间”所决定,采取了一种活泼泼和非定序化的表达。因此,在张祥龙看来,“组成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阴(--)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氏所讲的‘质料’。”这样,按照张祥龙的解读,《周易》的主要功能就不是要指示出一个固定的目标、本质,而是要在“通变”和“生生条理”中来显现出“天下之至变”。因此,《周易》的目的就不是寻求一种任何现成的存在形态,如西方传统所做的那样,而是要去把捉预兆“至变”的“时机”,这就是《周易》中“几”的概念。得此“时机”者必能“知几”,但“几”又是变化最微妙、最难以让人把捉的,故《周易》在努力于此项工作之时也发出了他的感叹和骄傲:“知几其神乎”。
正因为“时机”的微妙、奥颐和《周易》对其同样微妙的把捉和传达,《周易》的难解就会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然而,历史的境遇也会让其重放光彩和魅力。只是我们在做此项工作之时,一定要注意解读的界限。哲学诠释学对不断的重新的、历史的解读并不能完全代替“原发”(套用张祥龙的语词)历史的境况。也许没有一个“原发历史”的真实,但却肯定有其不可代替的存在。
